2020-08-12

肖耿、沈聯濤:國家安全的經濟代價

肖耿、沈聯濤

肖耿、沈聯濤:國家安全的經濟代價

香港–新冠病毒危機通過顛覆相互聯系的全球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暴露了全球治理的脆弱與不公。在不斷升級的國家安全威脅形勢下,疫情也彰顯了系統處理治理脆弱和不公有多難。

哈佛大學的丹妮·羅德裡克(Dani Rodrik)在2007年就提出了全球經濟的“不可能定理”。根據該定理,民主、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三者在本質上並不相容。 “我們可以將這三個中的任何兩個結合起來,但決不能同時完全地將所有三個結合在一起。”

要了解社會、經濟和國家安全這三個相互糾纏的政策如何印証“不可能定理”中的三難,請看香港的經驗。自英國殖民統治以來,“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政策使這座城市的經濟得以發展。殖民地官員非常清楚,本地相對較小的市場、制造業、和貿易量意味著對開放的承諾,而不是有針對性的發展戰略,是實現香港繁榮的最可靠途徑。

確實,今天香港擁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就是因為長期以來這裡一直允許資本、信息和人才的自由流動。 接近零的關稅和超低的收入稅使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並且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及其它融資市場之一。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從一開始就包括了與香港的更深入的經濟接觸,這對增強香港的活力至關重要。

然而,與發達經濟體一樣,全球化推動的經濟繁榮掩蓋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隨著制造業向中國大陸轉移,香港失去的不僅是生產線,而且也包括物流和后台服務的崗位,導致中產階級空洞化。 如今,香港的基尼系數為0.539,比美國更不平等,基尼系數為零代表最平等,1則代表最不平等,美國為0.411,在大的發達國家中最高。

曾經有一段時間,香港的不干預主義經濟方針與類似的放手不管社會政策並存。 但1967年的騷亂,一場由勞資糾紛演變成反對英國統治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迫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建造大批廉價的公共住房,以減輕工人的不滿。 然而,這種被動敷衍的社會政策是有缺陷的。 如今,香港近45%的居民仍然居住在政府補貼的住房中。 相比之下,中國有90%的家庭擁有至少一間自己的房屋。

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並非易事,尤其在國家安全風險上升的時候。 而國家安全成本幾乎為零隻是中美之間在過去40年和平交往互動的一個副產品,但它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隨著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的恐怖襲擊,這種情況開始改變,突顯了低成本恐怖襲擊與高成本反恐防御之間的不對稱性,特別是實施反恐防御成為必須的長期選項與成本。類似的不對稱性也提醒我們數字技術的最新發展將帶來的風險。網絡攻擊的成本非常低廉,但卻可以推翻整個金融、信息、及國防系統。

正如羅德裡克(Rodrik)的三難困境所暗示的那樣,此類不對稱風險迫使政府做出權衡。 國家安全問題不可能不影響經濟政策。但結果可能並不是能夠有效動員更多資源來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當經濟政策未能提供諸如居者有其屋及優質崗位等恰當的社會公平時,內部的社會穩定風險就會上升。 的確,與美國和其它民主社會一樣,香港的許多工人和年輕人表現出對現有體制不滿,轉而擁抱地方和民粹主義,少部分甚至抗議國家駐港機構。而這種趨勢通常會導致混亂和暴力,並觸發政府採取嚴厲行動來恢復秩序。

對香港而言,挑戰更為復雜,因為香港是中國與日益敵對的美國之間的重要金融門戶。 正如羅德裡克(Rodrik)所指出的那樣,中美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安全問題的影響,以至於經濟有可能成為地緣政治的“人質”,甚至更糟糕地加劇和擴大兩者的戰略競爭。

美國將其金融主導地位武器化的趨勢就是這種國家安全風險上升的例証。 自從所謂的反恐戰爭開始以來,美國一直在利用私營部門和銀行將其認定的特定行為者與國際金融體系隔離。 近年來,美國過度依賴二次制裁,以至於法國和德國也開始考慮如何回避其金融主導地位武器化的威脅,包括建立繞過美元的全球支付系統以及歐洲基金,以允許與受美國制裁國家繼續做貿易。

隨著美國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個人實施金融制裁,中國開始擔心香港可能會成為特洛伊木馬,美國可能會利用它來破壞中國的政治穩定,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的計劃。 畢竟,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地規定,不僅旨在保護美國人及其生活方式,而且還旨在促進“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中國正在經歷這種恐懼過程。美國最近通過了《香港自治法》,該法允許“對出於對香港及其它目的,參與推卸中國應有義務的外國人”實施金融制裁。 換句話說,美國正在利用其金融系統做武器,來懲罰參與制定與實施新的港版國家安全法的中國官員。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政府還考慮過破壞港元與美元挂鉤的匯率制度。 幸運的是,美國領導人最終想清楚了,香港作為世界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它的崩潰可能會威脅到整個美元支付系統。

考慮到美中對抗的軌跡,美國的這些決策思維過程讓人感到不安。 對國家安全的擔憂日益加劇將進一步破壞全球貿易和投資,導致用於實施社會公平政策、解決不平等、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資源減少。這正是一場全球公地悲劇,而我們不能保証意識到這個悲劇就可以改變未來的悲劇結果。

本文來自Project Syndicate,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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