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肖耿：停止自我傷害，維護香港優勢

中國香港—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亞洲城市的燈塔。它以極強競爭力和連通性，成為聯繫東西方的橋樑，也贏得了“亞洲的世界城市”的美譽。但這一地位由於香港自己的錯誤如今面臨威脅。

近兩個月來，香港被遊行示威所困擾。示威源於引渡法草案，該法的目的是簡化將嫌犯移交台灣、大陸和澳門的程序。示威者，以及許多外部觀察者，將這個已經永久暫停的法案視為中央政府希望制定的法律工具，以便於將其認定的敵對人士帶到大陸司法轄區。

因此，這一邏輯認為，引渡法將威脅到目前“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享有的自由與自治。一國兩制是1997年中國從英國殖民當局收回香港主權之後界定內地與香港之間關係的基礎性法律安排。示威者的這一邏輯是錯誤的。

引渡安排非常常見；香港與其他20個國家之間存在這一安排。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知道，確保香港長期和平繁榮的世界城市地位，更有利於融合中西方的商業實踐、治理體系和意識形態，最符合中國自身利益。

因此，中央政府給了香港諸多優惠，香港居民是中國公民中納稅最少的群體，沒有對外交、國防等國家公共品做出其應有比例的公平貢獻。此外，不論有無引渡法，香港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自治。

但香港的優勢如今岌岌可危，主要原因在於其自身的不安全感。一些中外評論家指出，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發展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物流和貿易中心的領先地位。

1997年，香港處理了中國一半的對外貿易，其GDP接近中國的五分之一。在GDP、人均收入和航運量等指標上，香港遠遠高出大陸最繁榮的城市上海。

如今，香港只佔中國貿易額的八分之一。而在GDP指標上，它不但落後於上海，也不如北京和深圳。在航運量指標上，香港甚至被寧波赶超。

但令香港居民更尷尬的是其內部不平等性不斷加劇，這一趨勢因為其全球最高的房價而雪上加霜。此外，香港年輕人日益發現，由於英文和普通話技能不足，自己在國際環境中已經處於劣勢。

但是，正是香港本地政治，而非中國中央政府政策，才是妨礙低價公屋供應、技能改善措施不力和高價值就業機會缺乏的根源。在維護香港經濟和金融地位方面，中央政府的措施應該有所助益，特別是大灣區城市集群潛力無窮，涵蓋了南粵環珠三角的九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但一些香港人抵制這一融合，擔心這會進一步削弱香港的政治自治、經濟優勢和本地身份。

問題在於香港的本地怨恨為何會激發如此大規模的示威，據海外媒體報導，2019年6月16日的遊行吸引了近兩百萬人，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

答案也許部分在於互聯網，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於社交媒體所營造的數字回音壁效應。該現象絕不僅限於香港，在2009-2012年間，它正是全球各類示威風潮背後的推動力：伊朗綠色運動、阿拉伯之春暴動、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反緊縮示威莫不如此。

社會運動理論家曼努埃爾·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在其所著的《憤怒和希望之網：互聯網時代的社會運動》（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中指出，這些“多維度暴動”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因為貧困、經濟問題或缺少民主，更多是來自權勢人物的傲慢與玩世不恭而挑起的羞辱。

但只有通過網絡，這些情緒才能轉化為群眾的行動。自覺被權勢人物羞辱的人因而“忽視政黨，不信任媒體，不承認任何領導，拒絕所有正式組織。”相反，他們尋求行使“對抗權”，“通過自主交流程序[…]來構建自我，免於被擁有製度權力的人的控制。”

社交媒體平台助推了這一過程。但在聚集這些對本地問題持有類似角度的群體過程中，社交媒體也導致其與相反的意見隔絕。這就助長了可悲的社會極化，導致擔憂被轉變為憤怒，在一些例子中，甚至將憤怒轉變為所謂“對改善人類社會的希望”。

這些橫向聯網、情緒驅動的社會運動常常會演變為暴力，香港正在經歷這個過程。本月早些時候，示威者襲擊並破壞了立法會大樓，隨後則是中聯辦大樓。

這些極端行為，以及擴大到香港各社區的示威活動，讓警察疲於奔命。這就將示威者本身也置於危險之地。

在這個高度緊張及分化的氛圍下，保持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一個穩定可靠的橋樑的優勢地位絕非易事。但維護香港這一優勢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為此，香港第一步需要就如何平衡“兩制”所承諾的自治權與“一國”所確保的主權進行嚴肅討論。

在此過程中，香港人必須做出重要的權衡。作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部分，香港在支持中國融入全球、鼓勵其開放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如果它放棄這一角色，中國中央政府也會砥礪前行進一步改革開放，只是香港將會被拋離在後。

本文於2019年7月29日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經作者同意轉載。